建筑师在做什么120 | 张永和:扣住建筑的基本问题

编辑: 林楚杰 | 2016-08-20 19:57 |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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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时间:2016年7月

 

有方:最近在做的项目是哪些?和过往比,有哪些新的思考与尝试?

张永和:太多了,平时做的有十几个,都是地点、内容很不一样的建筑项目。这些项目背后的事,比较能说明问题,能说明我作为建筑师,在实践中想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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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医科大学枫栖室雨景

 

举个例子,在温州医科大学这个项目中,我们在做一个建筑群,包括留学生宿舍,图书馆、学生活动中心、教室以及大讲堂等等。我以往的设计会去挑战今天的建筑技术,而在这个项目中,我第一次很严肃地想,是不是可以学习斯里兰卡建筑师巴瓦的做法,用最基本的建筑技术完成这个项目。于是,我们在温州做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建筑结构体系:一个混凝土框架。从建筑形式讲,这个建筑带有一些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形式基因,但是不止如此,我认为跟传统还有一层关系。你进了那个空间,就会发现可能超越刚才讲的那四五十年的历史。这组建筑有10米深的挑檐(终究还是挑战了技术),在檐下半室内半室外的空间里生活也是中国南方的一个传统。所以我们不是把人封在一个空调的环境里,绝大多数活动都可以在这个半室外的檐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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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建筑工作室

 

我不太关心这种尝试是不是新的。建筑师只要不断做项目,总会对建筑有新的领悟,跟以前比有一点点变化就行。而常常比较突破性的变化,要等房子盖起来再看怎么样。比如我们的另外一个项目,湖南吉首的一座步行桥兼美术馆。其实,我们以前就在四川盖过一个类似的项目,而这一次桥的跨度更大更复杂。可是,我们实际上还是从结构、空间、使用,地理气候等方面出发。两个项目虽然解决相同的基本建筑问题,实际上还是有它们各自的特殊性,只不过更具体的条件和工作切入方式最后决定了项目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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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首美术馆

 

有方:当项目进入施工阶段,你去现场的频率如何?通常会遇到什么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

张永和:我们是一个30多人的事务所。就现在而言,我自己到现场的机会不是很多,我的团队去施工现场的频率会高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很多,造价、时间、技术等等各式各样的都有。一旦现场出了问题,都是最难解决的。有时候出错是因为施工队不按照我们的设计来做,解决方法都是非常复杂的谈判,后期只能在现状基础上改,很少有能回到最初设计的状态。建筑师要根据原有设计,结合施工队做错的变成一个新设计。每天都要面对这些难题,这常常就是我的活儿。现在事务所里的建筑师普遍比较年轻,他们还不太能解决这些问题,只能我来做,虽然我也不是太有经验。这类问题常常时间压力非常大,因为工程每天要往前走,少的时候甚至就只有两个小时的处理时间,有一个星期就算奢侈的了。也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能想到好办法,所以建筑师的神经要特别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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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和在工地

 

有方:哪个项目留下的遗憾让你最为印象深刻?

张永和:每个项目都有遗憾。二十几年前,我在东京,那时候刚刚开始实践,丹下健三事务所的人带我去看他们设计的东京都市政厅,这位建筑师正好就是项目负责人。他说他每次经过这个建筑,看到的满眼都是错。我当时听了非常震惊,也是因为那时候还不了解建筑实践的特点,后来发现就是这样。

 

有方:当下面临的最大困惑是什么?打算如何解决?

张永和:做建筑,此时此刻,我没有太大的困惑,但我的困惑,肯定还会回来。做人,我现在有很大困惑。我现在60岁了,很老了,我在慢慢理解某些东西,但有些东西理解了也接受不了;同时,因为年龄的关系,我也发现我不是唯一的困惑的人,不想的人困惑比较少,想的人恐怕都是这样,只是困惑的点不太一样。

我工作的时候是乐观的。作为建筑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完全把这个行业、这个领域的乐观态度接受了下来。你要建设,你若悲观的话,活就没法干。你参加建设,得有一个信念,就是能把人们的生活环境改善了,所以我工作的时候,会习惯性地乐观。但作为一个人,我认为这个世界越来越槽糕了。当然,日常生活中,我也不会因为这个事,睡不着觉,干不了活。我也会享受自己的生活,做我喜欢干的事,听音乐、看小说、看电影等。

 

有方:如何看待建筑设计行业现在的处境?打算怎么应对?

张永和:今天在中国做建筑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能通过做建筑来参与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想象与限定。大家都知道,中国建筑现状受到世界建筑冲击极大,所以,我们要问,今天我们要在中国做什么建筑。建筑作为一个领域,有它自己核心的一些问题,像材料、结构、空间等等。如果真的要为中国建筑做些事情,此时此刻,最重要的是要扣住这些基本的建筑问题。

 

有方:最近有没有读到什么有趣的书?

张永和:我通常同时读四、五本书,刚读完的是《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特别好看,大概有900页,写得特别口语化。作者是一个在美国长大、受教育的法国思想家。

我今天带在路上的书,也挺有意思,翻译成中文应是《三行小说》,是一个法国作家写的,中文翻译过来叫“范尼翁”吧。1906年,给一个报纸上打小补丁,不超过三行的一条新闻,比咱们的微信短多了,不会超过30个字,他每条组织得非常棒,还能有悬念,还很幽默。他生前也不是太有名,直到过世后有人整理出版了这本书。

 

有方:最近一次旅行去了哪里?

张永和:4月份,我去了日本秋田县的一个小镇,叫角馆,我和妻子还有一对我在美国念书时的老同学。我们专门去了大阪,去看了一场日本木偶剧,叫文乐,那是我向往多年的事。罗兰·巴特在《符号帝国》里写过文乐,现在日本很少有人看这个,这个木偶剧团一年只演一次,实际上就是给懂的戏迷看的。我们比较幸运,看了中间一段。木偶剧大家都知道,可是日本木偶剧还真不一样,一个木偶有四个演员,三个演员是在台上,穿着黑衣服,两位把脸挡上,有一个人是露着脸的,是主角,他控制头和右手,还有一个人控制左手,一个人控制双脚。你想,一个木偶,台上就三个大黑人。那个木偶大概是人的一半。第四个人是坐在台边,都是男的,不管木偶的角色是男是女。如果有两只木偶,台上就6个人,所以台上黑压压一片。据说看的时间长了,黑衣人就会消失了;我看的时间比较短,那些人永远存在,那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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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木偶剧

 

有方:毕业后有没有遇到什么印象深刻的教训?

张永和:我开事务所后,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我在美国教书时,和美国的建筑师朋友讲这些问题,他们哈哈大笑,说我就是没实践过。在美国,同样有这些问题。我觉得现在建筑教育问题相当大。我并不认为建筑教育仅仅只是获得一些工程性的、技术性的知识。工程技术是一个基本的东西,你没有那块知识就不可能做建筑。

 

有方:上学的时候你最感兴趣的是哪一门课?

张永和:我感兴趣的课都是上完学以后的事了。我毕业以后不到两年,开始教书了,我就可以选一些我喜欢上的课上,其中有一门我特别喜欢,就是电影史。念书的时候,我印象比较深的课是美术史,我喜欢美术,其实任何和文艺有关的事,我都很喜欢。我在美国读过两年大学,美国文学那些课,我印象都比较深,对我影响也蛮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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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和作品,绘本《小侦探》

 

有方:文学、电影跟建筑有关系吗?

张永和:一个人,需要方方面面的“修炼”,你慢慢就变成一个有知识、有修养的人,也就是一个文明人。然后你做任何工作的时候,你是携带着一个由自己创造的文化氛围的。从这点来说,也可以说文学、电影和建筑有关系,但这完全不是直接的。

我做灵隐寺讲佛堂设计的时候,胡金铨的电影《空山灵雨》经常会在脑子里出现。文学也是,卡夫卡的小说《审判》里头有很多建筑空间的意向,很直接地会对我造成影响。这些作品对我个人来说,逐渐堆积而成了一个“堡垒”,我可以钻进去,跟今天的世界拉开距离,这非常重要。这个堡垒里面就是我最喜欢的世界,里头有各式各样的东西,有古典音乐、有摄影,有很多书。对我来说,我和世界的关系,并不一定是我去接触外部世界,而是认识我自己的世界。

 

有方:比起你的诸多兴趣,设计有没有特殊一些?

张永和:设计只是我诸多兴趣中的其中之一,并无特殊之处。当然我说这话,用北京话说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不用选择一个职业,我可能就不选择。种种原因,我有了一个职业,这个职业又特别有意思,当然我也很认真地做。从喜好来说,只要是文艺的我都非常喜欢,这个就是我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意义。这个世界非常糟糕,非常丑恶,只有接触到一点艺术,或者看场好电影,才会忽然觉得,原来人性还不是那么糟,这个感觉对我来说挺重要的。有时候我也会遇到对人性充满乐观的人,我也会为这种人感动。但是这种情况很少,因为我很不会与人交流,我也不能总听人说,交流必须两边都说,所以我跟人总是聊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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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瑜伽”系列曲木家具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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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剧《竹林七贤》舞台与服装设计

 

有方:送一句话给刚刚毕业的同学……

张永和: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个体的这点不一样,特别容易被社会扼杀,所以你得去找它,幸运的话也许能找到。所以,兴趣就是你特殊的那一点。我认识的很多人,都没什么特别的兴趣,这样的人生活可能也挺乐呵,但是我总觉得,找到自己的兴趣,生活会更有意思点。现在教育是不会提醒你这件事的,但你随时都可以开始,想想自己为什么喜欢一件事更多一点,为什么自己就是跟别人有一点点不一样。对自己每增添一份理解,也就对世界多一份理解。

 

 

建筑师简介

张永和

现任同济大学、MIT教授,1999至2005年任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创始人、教授,2005到2010 任MIT建筑系系主任。自2011年起任普利兹克建筑奖评选委员会评委。1992年起开始在中国实践,1993年创立非常建筑。其作品涉及建筑、城市、景观、室内、产品、家具、服装、首饰、舞台、展览及装置等多个方面,包括北京的席殊书屋、、山语间、二分宅、柿子林会所等。

 

采访:张远博 林楚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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