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个性——西扎与葡萄牙波尔图学派建筑

作者: 宋玮 | 编辑: 林楚杰 | 2017-03-28 11:00 | 分享  

编者按:地域建筑是针对全球化风格而提出的一种批判。葡萄牙的当代建筑有着地域主义建筑强烈的表现形式。但正如本土文化不可能仅仅体现在一个建筑师身上,葡萄牙不止有西扎——

 

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以阿尔瓦罗·西扎(Alvaro Siza)为代表的葡萄牙建筑一方面表现出了对于现代建筑语言的继承,包括简洁的形体和朴素的装饰;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了对于当地材料与场地的关注。这种基于将现代主义的国际化手法同当地文化相融合的策略,被冠以地域主义的标签,并借助国际化的传媒手段逐渐被世人所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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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瓦罗·西扎

 

然而这种试图通过“地域主义”这个标签来认知这些建筑与建筑师的方式往往是危险的。首先地域建筑是针对全球化风格而提出的一种批判,其定义是以强调建筑同本土文化关系为基础,而对特征的描述却缺乏诸如巴洛克风格等清楚的建筑构成原则,更多的在思想和意识层面进行形而上的讨论。这就造成了读者即便知道葡萄牙的当代建筑是一种地域主义建筑的表现形式,但仍无法在脑海里产生任何具体的形象。其次,地域化的标签使得对这些地域化的建筑师的认知容易陷入一种孤立的状态,即我们往往关注这个建筑的一些局部的手法或技巧,而对于这种设计手法的源头与传承有所忽视。最后,地域化的标签强调的是一种共性,而对于不同建筑师之间的差异与个性并没有提及。这些不足之处使得“地域主义”正逐渐被一系列不成系统的片面化认知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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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南多·达沃拉(Fernado Távora)

 

事实上,任何能够出现地域性建筑的地区,都是因为其本土文化脉络清晰并且具有一定表现力。正是如此才能在国际化的浪潮下被保留下来并成为一种符号式的存在。同理,这种强势本土文化也不可能仅仅体现在一个建筑师身上,必然是具有一定的连贯性与差异性的。这种传承与个性并存的特点可以在葡萄牙建筑师费尔南多·达沃拉(Fernado Távora),阿尔瓦罗·西扎与爱德华多·徳莫拉(Eduardo Souto de Moura)这条波尔图建筑学派传承上得到充分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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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拉徳费拉镇市场

 

由于历史原因,葡萄牙直至20世纪中期才开始有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出现。如费尔南多·达沃拉52年设计建于波尔图的集合式住宅(A Residential Area Ramalde,  Porto, 1952-1960)中,简洁的体量,白色的混凝土表皮以及阳台的处理方式都可以看到现代主义风格的经典元素与手法。但是在其随后1953年建于维拉徳费拉市场(Municipal Market, Vila Da Feira, 1953-1959)中已经显现出对于现代主义的改良意识:裸露的粗混凝土与放大的落水口都可以看到柯布西耶40年代在昌迪加尔实践的影子,色彩的使用和传统马赛克的装饰则标志着当时的葡萄牙建筑师开始思考如何将本土元素融入到现代建筑风格当中。

 

在1956年开始的建于波尔图远郊小镇的公园(Municipal Park, Leca da Palmeira, 1956-1060)项目中,达沃拉已经基本走出了现代主义国际式的影响,展现出具有个人特色和地域风格的设计手法。在这个设计里,建筑与场地的关系开始变得自由,颜色的使用变得更加丰富,场地的自然元素与地理特征的对于设计的影响日渐明显,其个人对于边界的处理和在网球中心项目上所出现的屋顶同墙面脱离的解构手法都影响了随后的葡萄牙建筑师。

 

也正是在这个公园项目里,达沃拉将场地中的一个游泳池分给了正在其事务所工作的年轻的西扎,后者在这个游泳池的设计中展现出来的与其年龄不相符的早熟的设计能力令业内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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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萨德帕梅拉游泳池

 

在离这个公园不远处——另一个泳池——大西洋边上的勒萨德帕梅拉游泳池设计中,西扎将主要的功能设施延城市道路展开,同时也通过这些人造元素隔绝城市与自然之间的直接的视觉联系。人的流线被精心设计:玄关式的入口与同海岸线方向平行的无遮盖式的廊道起到了欲扬先抑的效果,人们可以听到大海冲击沿岸礁石的声音,感受到海的潮气,但并不能直接看到海面。直至走到廊道尽头的一个转身,方豁然开朗。虽然墙体与屋面的关系有着密斯德国馆的影子,但游泳池同岸边礁石的巧妙融合以及利用城市地平与自然面之间的高度差造成的游泳池同大海的视觉连贯性等方面,都充分体现出西扎处理复杂平面和解读场地上的过人天赋。

 

在西扎随后的作品,如在塞图巴尔教师培训学校(Teacher Training College, Setubal, 1986-1994)中场地道路性质的区分而造成的戏剧化的廊道处理;在加利西亚当代艺术中心(Galician Centre of Contemporary Art, Santiago de Compostela, 1988-1993)中对周边环境的分析而形成的入口方式;在波尔图建筑学院(Faulty of Architecture, Porto, 1986-1996)中的建筑布局同自然环境和已存在老建筑之间微妙的关系等等,都体现出其另辟蹊径的场地分析方式。总的来说,这些引导西扎设计的场地特征大多为一些偶然性的事件与元素,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模式。这种偶然性,正是形成西扎建筑的独特气质的重要因素之一。

 

另一个影响西扎建筑气质的因素则是其极具个人化的操作手法。虽然纵观西扎的全部设计,我们可以总结出两种常见的平面元素:L型,U型。其两者共同之处在于无论L型平面还是U型平面,都可以形成一个不全面围合的庭院,同时平面有着一个具有指示性的长边。但这种平面类型的出现,并没有让西扎的设计走向罗西式的单调,反而通过对于这两种类型多样的解构与重组方式更好的展现出其平面的复杂性。 在为其兄弟设计的别墅(Antonio Carlos Siza House, Santo Tirso, 1976-1978)中,建筑的主要体量是一个U型,同时西扎又将一个L型平面叠加进来,其本身的U型元素所形成的庭院同L的庭院在位置上重合,墙体的逻辑归属为这个项目带来了不受体量限制的复杂度,同时模糊了室内外的界线。而在波尔图当代艺术中心(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Porto, 1991-1999)和阿利坎特大学的管理楼(Rectory in University of Alicante, Alicante, 1995-1998)等多个项目里,西扎又拓展了基于U型平面变化而来的H型平面的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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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斯·拉莫斯馆

 

即便我们通过一些项目的分析后,能够认识到西扎的设计常出自对于场地的解读与L型、U型平面的变形,但这仍不能降低对其项目解读的困难度。在他的项目里仍存有大量迷一般的细节:比如在波尔图建筑学院中立面与人脸的关系,卡洛斯·拉莫斯馆(Carlos Ramos Pavilion, Porto, 1985-1986)中楼梯的刻意对称与阿利坎特大学的教学楼中开关似的天桥等等。西扎的这些天马行空般的手法,有多少是来自于达沃拉的传承,多少来自葡萄牙地域文化的影响,多少来自于个人性格已经难以分辨,恰恰也正是这些混杂着传承与个性的“无法解释”,造就了西扎建筑的迷人之处。然而不论这些方式与细节是如何的特殊,其建筑都能很好的融入周边环境。对于L型与U型的平面类型的青睐可以传达出西扎对于建筑与场地和环境关系的态度。正如西扎所言:

 

“我的项目大多数时候总是从我去参观场地开始,在此之前项目和那些重要的制约因素并不明了。有一些时候,我虽然提前开始设计,但也是基于场地。没有任何地方是荒无人烟的,我总是能进入其中。”

 

尊重场地的态度,可以作为理解西扎建筑的“敲门砖”,但并不是葡萄牙当代建筑处理场地问题的唯一准则。其弟子徳莫拉的态度便同西扎有着一定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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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扎与德·莫拉

 

相对于西扎的作品,徳莫拉的环境策略不再仅仅是一种场地为主的主从关系,更像是建筑与场地之间的一场同等级的对抗。正如徳莫拉说:

 

“达芬奇说过,艺术是精神化的产物。场地也是。但其他可以作用于设计的元素也是同样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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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乌拉海古故居与博物馆

 

在玛雅的集合住宅(Apartment Building in Maia, Maia, 1997-2001)中,徳莫拉用金属百叶将整个建筑完全的包裹住,完全的均质化的立面同金属材质所带来的强烈的机械感使其同邻里格格不入;在布拉加体育场(Braga Municipal Stadium, Braga, 2000-2003)的设计中,混凝土的整体材质与反山体的外轮廓,都让这个建筑充满了跳脱周边环境的张力;而在近期完成的博物馆(Paula Rego Museum, Cascais, 2005-2009)中,红色主色调同以绿色为主的自然产生强烈的反差。在这里设计里,徳莫拉并不是无视了场地特征,而是将一种反场地特征的方式带入了设计中,通过一种对比以强化建筑的存在感。

 

在20世纪末,以地域主义与现象学为主的理论研究开始强调建筑与场所的紧密关系。然而这种“关系”的解读往往被狭隘化。所谓“关系”,可以分为两类:趋同与反差。传统意义上,我们往往仅把前者作为地域主义,而轻视后者的存在。并通过对于前者的强调来推动“地域主义”概念的普及。然而,即便是地域主义的代表-西扎的设计里也从来没有回避反差的方式:如马库徳卡纳维塞斯的教堂与教区中心(Santa Maria Church and Parish Centre, Marco de Canavezes, 1990-1996)入口的夸张尺度。而在徳莫拉的设计里,两者关系处理则显得更为多样化:在莫莱多住宅(House in Moledo, Caminha, 1991-1998)中,自然粗糙的石材同光滑人工的玻璃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对比,但是玻璃的反射属性又使得石材作为一种影像被重叠在玻璃之上。其实无论是趋同还是反差,其本质都是一样的,是针对原有场地的元素和特征做出的反应。一种中性的态度才是更加广义上的建筑与场地的“关系”的解释。其反应的具体表现则受到具体建筑项目和建筑师个人手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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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瓦罗·西扎

 

从达沃拉到西扎,建筑的表现形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前者还处于国际式与地域式之间的徘徊和探索,那么后者则已经用自己的个人风格来定义了葡萄牙的“地域主义”特征,这一方面使得葡萄牙当代建筑有了一个容易被世人所知的标准特点,另一方面却也限制了本土建筑师的风格发展。从这个层面上讲,徳莫拉的转换是重要的。他跳脱出了西扎的风格的影响,通过对于更多元化的材料的使用和更个性的场地解读,为葡萄牙的当代建筑设计打开了更广阔的道路。

 

波尔图建筑学派的传承就像是葡萄牙的现代建筑发展与蜕变的一个缩影,记录着其从现代主义的模仿到葡萄牙本土风格的多样化呈现。但是这条传承并不是表现为一种简单的视觉相似性,换句话说,不受传承影响的完全基于个性化的处理方式与具体的场地解读,才是波尔图建筑学派传承的精神之所在。

 

尊重传承使得建筑的发展有着一系列基于传统的原则,现代主义已经证明建筑并不需要一个可以适用于全球而皆准的解决方式,传承背后所隐藏的本土传统正是使得建筑不是“无根之水”的根本保证。从历史的角度上讲,建筑永远不是孤立的,他是构成这条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部分,有着永远无法抹去的历时性。保持个性,实际上就是强调对于现实问题的具体操作,我们不能让自己像后现代主义建筑那样沉醉于历史的语境下难以自拔,而是需要针对不同状况做出不同的应对策略。正如西扎所说:建筑师不发明东西,建筑师只是转化现实。对于历史的尊重,并不能成为限制建筑师自由性的前提。然而这两者的关系就像是居于跷跷板的两端,彼此独立却又相互依存。其二者之间的平衡关系,也正是当代中国建筑所应该去借鉴与反思的:我们一方面守着自己丰厚的传统文化却显得手足无措,缺乏与场地个性相对应的变通性;另一方面又迷失在快速更新的国际潮流里,使得个性新潮的建筑手法变得更像一场“独舞”。如何在传承中保存个性,在不同项目的差异下寻找传统,正是我们需要在这样的一次寻踪旅行中所寻找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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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刚刚结束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最终“戏剧性”斩获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月光男孩》,让不少人感叹在过去一年里“黑人电影”的崛起。不止是电影界,建筑界有着这么一位非洲建筑师,近年来大放异彩,成为镁光灯下的聚焦点。他就是弗朗西斯·凯雷(Diébédo Francis Kéré)——来自中西非腹地的布基纳法索建筑师。

或许这个名字在国内媒体鲜有出现,但相信许多人对英国一年一度的蛇形画廊并不陌生,西扎、SANAA、卒姆托等知名建筑师都曾操刀设计这一装置。今年的展亭,即是将由弗朗西斯担纲设计。事实上,弗朗西斯并非一夜成名,早在2004年,他凭借在家乡Gando设计的小学项目,获得了阿卡汗建筑奖。这个建筑师的背后有着哪些故事?又有着怎样的建筑哲学?

 

弗朗西斯·凯雷(Francis  Kéré)

 

 

背景

弗朗西斯·凯雷成长于布基纳法索,一个位于中西非腹地的小国家,亦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长期的法国殖民历史打开了这个国家的视野,带来了水塔和文字,也带来了对西方文明的崇尚。在城市发展方面,首都瓦加杜古(Ouagadougou)延续着对巴黎奥斯曼格状路网的复制;在这片土地上松散而平坦地扩张着。这座城市里,代表着最高追求的“现代化”大厦则遵循着对欧美建筑粗糙的模仿。

                            

1930年代的瓦加杜古

2013年的瓦加杜古

瓦加杜古的“埃菲尔铁塔”

瓦加杜克的“奥斯卡·尼迈耶”

 

弗朗西斯出生的村庄Gando则更为原始,为了接受教育,他从7岁就得离开生活的村庄,只有假期时才能回到家乡。不过,这也给他的生活带来转变的契机。凭借着优秀的学习成绩,弗朗西斯获得德国的奖学金,进入柏林工业大学攻读建筑。德国的教育与自身的经历使他对故乡的“现代化”产生了批判:单纯的形式模仿和对现代材料的追求,使得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建构上,这些建筑与当地的传统或欧洲的现代都缺少联系。相对高昂的造价和对较为成熟工业体系的要求,使得现代建筑无法在更偏远的地区落实。城市格局上,宽阔的路网与低密度的传统住居也难以匹配,无法形成更为体验良好且有效率的城市空间。

带着这些思考,从大学起弗朗西斯就在课余时间打工与募款,大二的暑假他带着筹来的五万美金回到故乡,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作品:Gando小学。弗朗西斯曾提起,在小时候,村里的每一个妇人见到他都会给一个硬币,这种行为在当地是一种爱的表达。他开心地回家问妈妈为何大家都爱他,妈妈回答道,“这是大家都在资助你的教育,她们期待你能学成归来改善家乡的生活。”

这个期望也成了弗朗西斯此后的动力,自Gando小学之外,他通过相同的募款方式在Gando建设了许多项目,这些项目都集中于医疗、教育和社区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弗朗西斯不仅是一个建筑师,也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演说家、部落的头领。他既是项目的甲方也是乙方,既是设计方也是施工方。建造上不断摸索和累积,使他的建筑语言和思想逐渐清晰和成熟。

在地建造

布基纳法索处于沙哈拉沙漠与苏丹平原之间的萨赫勒(Sahel)地带,一年分旱雨两季。当地人选择在旱季建造传统的当地民居:选用湿润的黏土团,呈圈状垒起,待自然风干后覆盖一个茅草屋顶即算完工。因为尺度较小,一个壮劳力一天就可以建成一小间。但到了雨季,倾盆大雨会逐渐冲刷掉土墙,勉强撑过雨季后就要开始新一轮的建设了。因此在当地人的印象中,黏土是一种并不持久的材料。然而弗朗西斯看到了黏土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良好的热学性能,以及就地取材的便捷。

 

弗朗西斯曾提起他在柏林参观密斯的列克之屋(Haus Lemke)并深受感动,密斯在这个红砖建筑里传递了一种朴素的美——通过简单的建造手段、控制开口和比例,带给人们丰富的空间体验。烧结黏土砖的颜色和质感,赋予建筑更为细腻的情绪表达。弗朗西斯的建筑中也表现出这种简洁,以及对黏土质感的热爱。

列克之屋(Haus Lemke),作者自摄

 

从Gando小学开始,弗朗西斯就发展出一套实用的剖面原型:抬高的混凝土台基,防止地面积水浸入;黏土的墙身和地面处理,确保人能接触到的地方在旱季也能维持适宜温度;大出挑的金属波纹板屋顶焊接在钢筋桁架上,为下部空间提供阴影,利用全年室外的风,从两层屋顶之间带走室内的热空气。

 

Gando小学剖面 ©Kere Architekten

在此基础上,弗朗西斯对各种材料的处理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他在大部分建筑中选择使用压制黏土砖(CEB-compressed earth bricks)。不同于烧结砖,压制黏土砖仅需人力用机器压制,而后风干即可,生产过程对环境无害。有时,弗朗西斯会将水泥渗入其中,以增强强度和防水性能(CSEB)。

当地压制黏土砖的场景

Gando小学 ©Kere Architekten

获得2012 Holcim建筑设计大奖、同样位于Gando的中学项目中,弗朗西斯进一步尝试了用模版浇筑黏土墙。模版带来了光滑的水平肌理,相比黏土砖对人力的需求也小了很多。

光滑的黏土墙表面 ©Kere Architekten

Gando的中学项目,作者自摄

 

在成本更为低廉的情况下,弗朗西斯会用传统的日晒砖,通过中间渗入草秆来增加强度,而后以黏土和石灰的混合砂浆抹平,最后表面再以黏土混合水泥作为抹灰罩面,通过控制材料混合的比例,罩面也可以达到不同的颜色。

   

Gando当地的日晒砖,作者自摄

黏土细部的图案

Gando教师之家的罩面 ©Kere Architekten

有时,弗朗西斯也会选择融合几种立面处理的方式,比如在Opera Village这一项目中,屋顶、砖墙、黏土抹灰和混凝土圈梁,回应着内部空间的楼板和通高的拔风井,共同构成了立面姿态。

 

Opera Village的立面处理

 

尽管弗朗西斯对黏土材料的处理并非首创,但他的诸多“动作”,契合在地的建造,带有浓郁的当地色彩。在Gando的中学项目中,弗朗西斯开始引入当地柳木,利用材料自身的特性,作为屋顶的敷面以及灰空间的边界。而从Atelier Gando开始,弗朗西斯也在尝试用木材与钢筋的结合,作为新的结构材料。

Léo外科诊所和健康中心

弗朗西斯还创新地使用了一些当地材料,例如在Gando的图书馆中,切割最常见的储水的陶土罐,将其使用在屋顶上作为天窗的通风口,排走室内热空气的同时,形成丰富的光影变化。而在Léo外科诊所和健康中心中,弗朗西斯选用纱网和大进深的木框作为窗户,保证了室内的通风洁净,同时避免了阳光的直晒。

Gando图书馆中使用的陶土罐  ©Kere Architekten

此外,弗朗西斯也强调在自然层面上对场地的感知。他曾描述自己小时经常去附近的山坡玩,山上有大大小小的白色碎石,他经常找一块大一点的躺在上面睡觉,夜幕降临时,空气中的燥热冷却,慢慢就能感到从石头内传来的温暖,而他感到,这就是石头,这就是自然。在Opera village的项目中,弗朗西斯将岩石作为景观的一部分,小心翼翼地保留着。

Gando当地的环境,作者自摄

在建构层面上,弗朗西斯的建筑有着地域性的批判和关怀。近年来因为其环保的特质,黏土建筑在欧洲也被大力提倡。包括H&dM、Boltshauser、Miller Maranta也先后和Martin Rauch合作,做了大量的实际建造和测试。然而在欧洲,除了可以采用工业化大规模生产的陶土立面砖,包括夯土在内的许多材料、黏土浇筑技术都价格不菲,较难有实质性的推广。而在非洲,弗朗西斯面对的是完全相反的问题——黏土和人力都是最易得的资源;依赖于工业生产的材料,反而成为了建造中价格高昂的部分。

 

弗朗西斯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在他眼中,大规模人力投入的建设项目,也是调动人们改善日常生活,唤起社区精神的方式。

社区参与建筑

“社区参与”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艺术领域(social engaged art),强调人在互动中对事物产生的参与感,以及群体行为的意愿。弗朗西斯的建筑哲学,实则是“社区参与”在建筑中的体现。传统的“建筑改变生活”浪潮中,建筑师是建造的主体,社区往往成为被动接受的客体。在弗朗西斯的建筑中里,社区的人们亲自参与建造,并在建造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的生活。

Gando当地的社区建造

 

弗朗西斯的社区参与建筑的落实,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当地村落的社会结构。以Gando为例,至今当地仍以部落作为社会单位,部落内部紧密联系。从Gando的小学项目开始,弗朗西斯所做的就是告诉人们,可以做什么,应该如何去做,然后号召部族所有的人参与其中。以此为契机,他培养了当地的建筑工人。弗朗西斯说,这种人才培养的意义在于,如果有一天自己死后,有人能继续建设下去。另外,布基纳法索的落后造成了劳动力的流失,不少年轻人走出国门从事底层的工作。拥有了专业建造技能的青年,可以投入本国切实需要的建筑工程中,无需背井离乡。

建筑本身,也为当地带来了切实的生活转变,先后建立的Gando小学和中学,让更多的青少年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弗朗西斯也进一步将注意力聚焦于提高当地妇女生活水平和医疗条件上。这些切实的贡献,使得弗朗西斯在村中获得了族长般的威望。社区共同建设家园的自豪感,也使得当地的项目能够更为顺利地铺展开来。

 

传统村庄中圆型的男性议事空间和树下的女性聚会空间

 

弗朗西斯的建筑中的社区参与,在建筑语言中也有体现。他对建筑组团中的公共活动空间非常重视,比如,在当地的项目里,总有一些圆型的下沉空间作为公共交流的场所,作为对传统村庄中圆型的男性议事空间和树下的女性聚会空间的结合。同时,聚落的形式在设计的总平面中也时有体现。Opera Village的布局就像一个中心向的聚落。而Benga河畔居住区则展现出了与Jorn Utzon Kingo居住区相似的L型建筑单元和组团模式,有趣的是Utzon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和伊斯兰的传统村落。

圆形的下沉空间

Opera Village的布局

Benga河畔居住区

Jorn Utzon Kingo居住区

 

                                  

扩展与教学

弗朗西斯的建筑实践,逐渐在欧洲甚至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随着先后获得的阿卡汗建筑奖,BSI瑞士建筑奖等,除了在布基纳法索当地的建筑实践,弗朗西斯在其他地方获得一些项目,以及瑞士门德里西奥建筑学院(AAM)的教席。

弗朗西斯近年来先后参与了一些在欧洲的装置建筑展,如14年收到同为AAM教授的Grafton Architects邀请,参加皇家艺术研究院(Royal Academy of Arts)“Sensing Space”展览。弗朗西斯的装置占据了两个展厅的连接部分,他用白色亚克力板建造了一个沙漏型的甬道,参观者可以拿着彩色塑料管将其插在板上。渐渐地,甬道变成所有参观者的共同创作,呈现出一个有机化的结果,与初始的规整干净的白色空间大相径庭。

弗朗西斯的展览装置

 

在之后的展览中,弗朗西斯也展示出相似的、强调社区参与的特点,时刻提醒参观者,这不仅仅是现代的艺术装置,也是非洲部族文化的根基和一种可能的解决途径。通过这种展示,弗朗西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他的建筑项目中,成为社区建造的一份子。

同样的思想,在其教学活动中也有体现。在门德里西奥建筑学院,Francis常规的设计工作室讨论的议题也多是非洲的低技建筑、聚落,对社区的调动组织。从13年起他也进一步开展了冬季工作室并命名为“Building Reality” ,这其中的Reality既是在对非洲的现实的观察和了解中建造,也是实际的从根基起建成一栋建筑。弗朗西斯希望在这一过程中,激励起当地人自我改善修建的想法;也希望我们这些外国学生,学会以社区的方式分工合作,有所收获。

比起单纯在媒介上看到的每个建筑像励志故事一样的顺利进展,我们在实地更多地体会到了弗朗西斯面对的重重困难。首先是资金上的问题,弗朗西斯在布基纳法索的大部分项目都靠资助和募款,往往进行到一半就会出现短缺。近来年,弗朗西斯也尽量的在利用网络众筹,尽管杯水车薪。像是我们走后,Atelier Gando就搁置了下去。然而,这种不计较最终成果的建造又是必要的。比如在Gando的中学这一项目中,当时还没有安装门窗和做好地面处理,学生和老师们就开始上课了。

未完工就已经开课的Gando中学

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有时弗朗西斯也参加有保底设计费的建筑竞赛,此外还有一些中国的委托项目。因为事务所设在柏林,弗朗西斯因此总在柏林和布基纳法索两地奔波。目前而言,Gando的社区并非一个完美的乌托邦,每个家庭有着自身的经济需求以及维持生存的活计。在Gando的每一次建设,目前仍然需要弗朗西斯在场来号召,否则项目容易陷入停滞的状态。

面对这些困难,弗朗西斯表现出了强大的意志和热情,不断感染着周边的人。在与他短短几个月的接触中,我时常惊叹于他高强度的工作量,一周之中可能要飞三四个国家。无论是学术演讲、管理事务所,还是在建筑工地上组织焊工,他都亲力亲为,负责到位。

可喜的是,弗朗西斯的建造,也在非洲慢慢地落地生花。近年来,我们可以从当地的一些新建筑中看到弗朗西斯的影响——不再是单纯对西方现代建筑的复制,而是带着对本土文化和环境的思考。

 

瓦加杜古的妇女中心,作者自摄

结语

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聘请弗朗西斯作为客座教授的聘书中,Jan Westerheide写到:弗朗西斯的关键在于其西方教育和思考方式与非洲根基之间存在着的内在冲突。他对两方面对作出了回应,或许这就是促成他今天成就的原因之一。

弗朗西斯有着完备的现代建造知识和批判性的思维。不同于很多欧美精英阶层在给予落后地区支援时过于美好的想象,弗朗西斯的经历让他的建筑契合更为实际的需求。在他的众多演讲中,弗朗西斯也总在强调人的重要性:“People are basis of every piece of work”。

当下,即便不同于非洲的自然条件和基础设计,中国的乡村面临着相似的社会问题:当地年轻人的流失,对“欧式建筑”的粗糙模仿等。弗朗西斯的工作方式和思考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张婕,瑞士门德里西奥建筑学院(AAM)在读研究生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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