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方

只有身在罗马,我们才能为罗马做好准备

作者: 刘晨 | 编辑: 张远博 | 2016-06-02 20:48 | 分享  

告别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我们在古罗马帝国的迷梦中驰骋,在壮游者的热望中编织起意大利的版图:

在都灵或米兰逗留数日之后,贵族青年要去佛罗伦萨住上几个月,在托斯卡纳艳阳下品尝美酒,享受乌菲奇美术馆的视觉盛宴。接着他们会去比萨、帕多瓦和博洛尼亚,造访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向德高望重的教授们请教经世之道和艺文之理。此时他们已听到威尼斯的召唤,恨不得插翅飞过去……

这一切在专研文艺复兴的刘晨博士描述下,成为一幅幅应接不暇的画面,最后只得用歌德的一句:“只有身在罗马,我们才能为罗马做好准备”,暂时封存萦绕心头的文艺复兴。

“Veni, vidi, vici.”
—— Gaius Julius Caesar
“我来过,我见过,我征服过。”
—— 盖厄斯·儒略·恺撒

整个意大利的文明史都与旅行有关。从远古到现代,无数旅行者抵达亚平宁,或从这里出发。埃涅阿斯、恺撒、马可·波罗、丢勒、伊尼戈·琼斯、歌德、拜伦、拉斯金、柯布西耶……这些只是最璀璨的几个名字,他们背后还有数不清的“朝圣者”:信徒、政客、诗人、艺术家和建筑师。

这一切都要追溯到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地中海文明里,神话与历史浑然一体。维纳斯与凡人欢爱,生子埃涅阿斯,是罗马人的祖先。奥德修斯以木马计攻陷特洛伊城,埃涅阿斯劫后余生,听从天神召唤,一路西行,从东地中海流落到北非,与迦太基女王狄多两相倾慕,眼看就要永结琴瑟之好,宙斯的使者墨丘利从天而降,“到意大利去!”他告诉埃涅阿斯,“你将在台伯河畔为特洛伊人建起新的家园。那里将出现一座新城,从奠基之日起就注定永恒,并将成为世界的主宰。” 一语惊醒梦中人,埃涅阿斯告别温柔乡,直奔意大利。临别,他对狄多发誓:“此行乃天意,实非我所愿。”狄多则立下毒誓:迦太基与罗马必将世代为敌,永不结盟。然后拔剑自刎。这荡气回肠的一幕,记录在古罗马大诗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Virgil, Aeneid, 29-19BC)第四卷里,是整部史诗的转折点。

 

▲皮耶尔—纳西斯·盖兰绘制,情节取自《埃涅阿斯纪》。

埃涅阿斯最终抵达了位于亚平宁半岛中西部的拉丁姆平原。公元前8世纪中叶,他的后代罗穆卢斯在帕拉丁山上挖沟筑城,以自己的名字将新城命名为罗马。又过了700年,罗马的时空坐标被恺撒和奥古斯都重新定义。恺撒东征西讨,留下一句话:“我来过,我见过,我征服过”。公元2世纪初,大马士革建筑师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us of Damascus)为图拉真皇帝开路建桥,使其成功跨越多瑙河,征服达西亚王国(今罗马尼亚中部和西部地区)。117年图拉真辞世前,罗马帝国的疆域已扩张至极限。五年后,哈德良皇帝在大不列颠岛兴建防御工事,划定帝国最北界,世称哈德良长城。昔日台伯河畔的小城邦,俨然已称霸整个地中海,罗马征服者们骄傲地称它“我们的海”(mare nostrum)。

恺撒死后1500年,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一切光荣与梦想,残暴与自负,只剩下一个貌似“神圣”的空壳,在德国封建领主的践踏里灰飞烟灭。帝国,究竟是抽象的。然而恢弘绚丽如史诗般的往事却并未远去,而是永久地封存在大理石的记忆里,神庙、宫殿、纪功柱、凯旋门、巴西利卡、城市广场,有些完好如初,更多的是断壁残垣。1513年,拉斐尔受教皇雷欧十世(Pope Leo X)之托,放下画笔,带上面包奶酪和两个年轻力壮的助手,走到罗马废墟中间,逐一记录古代建筑遗迹。再从废墟中走出来时,他仿佛一夜间从华服美冠的翩翩少年变成了衣衫褴褛的老者。他上书给教皇:“她雍容不再,如今铅华洗尽,在瓦砾中饮泣,若不奋力使其重现昔日辉煌,更有何面目存世……”这个“她”指的自然是罗马。信中对罗马古迹做了巨细无遗的描绘,拉斐尔也由此以艺术家和建筑师的身份开启了一代考古学之先河。

恰恰是从这个时候起,罗马开始再度征服整个欧洲,一直到18世纪初,它都是欧洲的建筑和艺术之都。英国和欧陆北方的贵族们纷纷将自己的子嗣送到意大利游学,这股浩浩荡荡的“出国潮”就是西方文化史上著名的“Grand Tour”。杜甫有一首诗叫《壮游》,用这两个字来概括 Grand Tour 再好不过。“壮游”,可以想象,远非走马观花的小游可以比拟。壮游少则数月,多则数年。以英国贵族为例,他们要带上随从、马夫、厨师和数不尽的金银财宝,大有我们古人“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架势。

 

▲壮游归来,1778

 

壮游始于17世纪。1613年,英国大收藏家托马斯·霍华德伯爵(Thomas Howard, 21st Earl of Arundel)在建筑师伊尼格·琼斯(Inigo Jones, 1573-1652)的陪同下前往意大利寻宝,造访了热那亚、帕多瓦、维琴察、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和那不勒斯等多个城市。这次旅行令琼斯大开眼界,他在威尼托认真学习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 1508-1580)的建筑,渴望在自己家乡设计出类似的房子。要知道,那时候的伦敦跟意大利北方富庶的威尼斯共和国比起来,还是相当土的。回国后不久,琼斯相继设计了格林尼治皇后宫和伦敦白厅宴会厅这两个典型的帕拉第奥式建筑,由此掀起了一场英国“现代”建筑的革命。这个早期壮游的先例对传播文艺复兴建筑思想起了关键作用。

18世纪的壮游基本上有了典型路线。贵族青年从丹佛坐船出发,穿越英吉利海峡,抵达荷兰或比利时,先歇歇脚,然后雇个法语向导去法国,在巴黎学习上流社会的高雅谈吐和礼仪风尚,这些都是为日后回国成为政治或外交精英打基础。离开巴黎,来到瑞士,接下来便是考验意志的时候了,他们要拆掉马车和行李,排除万难翻越阿尔卑斯山,到意大利北方。当然,要是特别有钱,他们可以让仆人抬着过崎岖的山路。

 

▲伦敦白厅宴会厅·正立面

 

从踏上意大利土地的那一刻起,壮游将在一位知识渊博的先生的陪同下完成。后者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导游,意大利语称其为 Cicerone,隐喻古罗马博学多才的雄辩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是真正意义上的“博导”。琼斯当年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位“博导”的角色。在都灵或米兰逗留数日之后,贵族青年要去佛罗伦萨住上几个月,在托斯卡纳艳阳下品尝美酒,享受乌菲奇美术馆的视觉盛宴。接着他们会去比萨、帕多瓦和博洛尼亚,造访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向德高望重的教授们请教经世之道和艺文之理。此时他们已听到威尼斯的召唤,恨不得插翅飞过去。在18世纪英国人的想象中,这个宁静而湛蓝的水上共和国有一种勾魂摄魄的魅力,象征着“意大利式的颓废”,因此成了壮游必到之处。变幻的色彩、湿润的气息、华丽的狂欢,连同这座城市的神秘过往和丰富文化,都将成为壮游者们萦绕不去的记忆。

从威尼斯再度启程,越过亚平宁山脉南下,他们终于来到罗马。数不尽的古代废墟,从基督教文明早期直到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的绘画、雕塑和建筑足够他们学上几年,这期间,“博导”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如果还有闲暇,他们会继续南行,去那不勒斯学习音乐,18世纪中期以后的壮游者还能有幸看到考古最新发现的赫库兰尼姆和庞贝古城遗址,富于冒险精神的贵族青年一定会攀登维苏威火山,甚至杨帆去西西里,一窥希腊文明的痕迹。但一般来说,那不勒斯是整个旅行的终点。

显然,壮游的意义非同寻常。它不仅折腾英国上层阶级小青年矜贵的身体,还考验耐力、磨砺思想、滋润心灵、增长见闻。经历这样一番旅行(有时甚至是两次、多次),可以想象,这些所谓的绅士大都已脱胎换骨。他们得到的不仅是教养和知识,还有对自我的认知和反省。最重要的是,欧洲古典和文艺复兴文化遗产的熏陶将使他们终生受益。

因此可以说,壮游既是一场文明寻根之旅,也是一个必要的“成人礼”,带着强烈的仪式感。离开那不勒斯的那一刻,贵族精英们已完成身份和思想的蜕变,人生从此焕然不同。而另一方面,在显而易见的教育价值背后,壮游还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 E.P.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所说的那样,18世纪统治阶级的管理主要定位在文化领导权,而经济或军事力量的表现只是次要的。

随着19世纪新古典主义热情的衰退,壮游的传统也渐渐式微;同时,铁路和轮船让旅行更为便利,早期的大众旅游取代了贵族独享的壮游,但后者那一种跋山涉水的苦与乐也随之淡去。再往后的故事我们大都已经熟悉。1911年,24岁的柯布西耶在意大利游学时专门来到哈德良别墅,悉心学习古代遗迹。如文艺复兴的先辈同行一样,他亲自测量这些断壁残垣,在速写本上一一描画出它们的形象并记录下自己的见解;他甚至像帕拉第奥那样尝试绘制罗马古建筑的复原图。从这段宝贵经历中积累的思想10年后出现在其名著《走向新建筑》里,并启发他设计出朗香圣母教堂这样的传世名作。我们欣喜地发现,壮游最精髓的意义得以在现代主义中保留下来;传统的延续,以一种不易觉察的方式在“决裂”的洪流下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有如中流砥柱。

埃涅阿斯和他的子孙在台伯河畔筑城之前,早已有人在此定居。恺撒之后的帝国统治者们向世人宣称,要建一个大理石的罗马。漫长的中世纪之后,大理石废墟埋没在荒烟蔓草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大洗劫,又为文艺复兴盛期的短暂辉煌划上了终止符。但是文艺复兴的思想已经传播开去,在亚平宁半岛上遍地开花,古典精神如此执拗,成就了一个个废墟上重生的传奇。18世纪壮游者眼中的意大利,既是古代的,也是近代的(文艺复兴)和现代的(巴洛克);20世纪初柯布西耶来的时候,连新古典都已成过往。古典传统似乎已经穷尽所有可能的变种,但柯布西耶大概也不会想到,它还能在后现代的演绎中灵光一闪。

在罗马建筑中,空间是最富生机的元素,它似乎有一种不受拘束的强大意志,可以向任何一个方向生长。

 

▲罗马中心区(摄影:刘晨)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经过无数次迭代的意大利建筑。这笔遗产太丰厚,很难简单地以时代或地域划分,要想读懂它,多少得从源头开始。

远古时代的亚平宁半岛上居住着多个民族,它们有各自的文化和习俗。定居在托斯卡纳、翁布里亚西部和拉齐奥北部的伊特鲁利亚人(Etruscans)是重要的视觉文化创始人。这个神秘的民族经常把聚落建在陡峭的山上,并在周围筑起厚墙。罗马人参照伊特鲁利亚城镇的网格状布局,发展出一种成熟的城市规划体系。而伊特鲁利亚人的文化早已流逝,住宅和神庙无迹可寻,就连墓穴也被洗劫一空。罗马人起初羡慕伊特鲁利亚人的建筑,最后干脆占为己有。英国作家 D.H.劳伦斯曾说:“伊特鲁利亚文明被抹煞得一干二净,反而被冠上罗马文化大写的‘ R ’字。”

罗马人先是向伊特鲁利人学习,紧接着又向被打败的希腊人学习。在希腊文化春风化雨般的熏陶下,罗马人原始的粗犷性子淡漠下来,艺术想象力得以充分释放。在建筑领域,罗马不仅从希腊借鉴了布局、比例、结构等基本原理,还学到了全新的色彩与装饰。罗马的艺术与建筑在本土传统积淀与“东方”感性渗透之间形成一种奇妙的张力,驱动着美学、技术和材料等各层面的创新。

罗马建筑为人称道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对材料的选择。古埃及人多用干砖和大石建造,希腊人用石灰岩和大理石,而罗马建筑的材料就如罗马帝国的组成一样缤纷多彩。除了开采各种天然石材,罗马人还发明了混凝土,罗马文明之所以如此辉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种奇效“黏合剂”。拱劵和混凝土都曾被单独使用过,但最早将这些元素结合起来并把它们的潜能发挥到极致的,则是罗马人。用混凝土建造的墙壁和拱顶极大地拓展了“空间”的概念。罗马人对“空间生产”(包括空间本身及围合空间的物质)倾注了无比浓厚的兴趣。在他们看来,埃及和希腊建筑尽管外观宏伟,内部空间却黯然失色。在罗马建筑中,空间是最富生机的元素,它似乎有一种不受拘束的强大意志,可以向任何一个方向生长。这种意志与清晰的秩序并行不悖。从神庙到市政建筑和私人住宅,空间布局都要预先设计,以获得高度的结构规整性。

 

▲古典柱式变化

 

“柱式”也是理解罗马建筑的关键。罗马人认为纪念性建筑必须参照希腊柱式,这种理念代代传承,直到罗马灭亡。罗马人不但延续了希腊建筑的梁柱结构,并尽可能将希腊的柱式体系融入自身创造的拱劵结构之中。于是拱劵结构里会显露部分横梁特征,而貌似承重的柱式结构之后往往隐藏着真正起支撑作用的墙壁。这种罗马式结构与希腊式外观的混搭,可看作罗马建筑特有的“错觉手法”(illusionism)。柱式经过“嫁接”,完成了由结构向装饰的转变,从此具有双重身份。

但外观的重要性并不仅限于柱式。那些希腊建筑中朴实无华的可见部分,经过罗马匠人的精心修饰,焕然不同。彩色大理石铺面、灰泥抹面、浮雕、壁画和马赛克并不只是为了掩饰朴素的结构。随着共和体制走向衰亡,帝王和权贵们越来越推崇奢华绚丽的建筑,对外观的迷恋与日剧增。罗马建筑中所谓的“立面主义”趋向,指的就是这种浮夸之风。我们今天面对洗尽铅华的残存遗迹,很难想象它们当初是何等流光溢彩,令人目眩。罗马建筑发展至此,其趣味与温和中正的希腊文化已背道而驰。

在一个行动自由的观察者眼里,希腊古典建筑是一种独立的三维形体,人们可以从任何角度观赏它,视线不受遮挡;相反,一个强调立面的建筑则意味着一个或有限几个预设的视点,这些视点定义了观察者与立面的关系,进而深刻影响其对建筑的感受。罗马建筑在布局上讲究对称与均衡,参观者无法自由选取视角,只能沿着建筑的轴线前行,如履行仪式般,被引导着直面宏大的图像。这种建筑不仅映现出罗马的文化理念和政治体系,还浓缩了整个罗马世界。我们也不再仅仅是旁观者,而更像是参与到罗马文明的运作之中。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古典时代的生活方式随之被摧毁,纪念性艺术急剧衰落。罗马建筑的实践传统已经消失,但一座座神庙、剧场和巴西利卡仍矗立在欧洲各地,即便已成废墟,也不断激发着后世的敬畏、崇拜和模仿。罗马建筑作为一种绝对理想在西方传承下来,但是直到文艺复兴,这枚种子才在人文主义思想的浇灌下破土重生。

有关15世纪文艺复兴建筑是西方建筑史上一次戏剧性决裂的说法,已为我们熟知。颇具反讽意味的是,这一观念本身就是文艺复兴的发明。14世纪,诗人彼得拉克(Petrarch)与其人文主义同伴对“复兴”的概念做了系统阐释,他们认为,古代文化的灿烂光芒在“黑暗时代”熄灭了,而重现这一光芒的渴望,预示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彼得拉克的观念一直流行到19世纪。但是,人类各认知领域的实例现在都已证明,古典文化从来就没有被完全遮蔽,只是在“古代世界的黄昏”和“文艺复兴的黎明”之间的那个“中世纪”里,它的光芒更像寥落星辰。15世纪初,彼得拉克意义上与最近的过去(即把他身处的时代与古典世界分开的那个巨大的黑暗之谷)的决裂,和文化意义上对遥远而辉煌的古代的认同,逐渐发展成新的历史观和宇宙观,这正是文艺复兴的特征。

一系列新思想构成了文艺复兴观念的基础,包括人类精神与心智的自主,摆脱超自然力量的自由等。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人的推理能力是其最珍贵的禀赋,每个个体都能依据自身优势建立自己的权威。这些观点必然与中世纪的神学体系冲突,然而人文主义既不是无神论,也不是异教教条,它采取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尽力调和古代学说与基督教思想,不损害任何一方。

直到16世纪,与中世纪“决裂”的信念才被作家们清晰地描述为“复兴”,并与艺术建立起特殊关系。艺术家、作家瓦萨里在《艺苑名人传》(Giorgio Vasari, Lives of the Most Excellent Painters, Sculptors, and Architects)的序言中,把13世纪描述为古典艺术复兴起点,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重生”(rinascità);按照瓦萨里的时代划分,14世纪标志着第一次真正的文艺复兴,15世纪则是文艺复兴风格完全实现,但在精神和表达上仍很年轻的阶段,而他自己所处的世纪,乃是文艺复兴走向成熟和完善的时代。

在瓦萨里之前,15世纪博学的人文主义者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 1404-1472)已经写下对古代文化的认识。他还描写了身边一些佛罗伦萨艺术家的工作,这些艺术家对人文主义思想有浓厚兴趣,他们研究人体的有机构造,在古代数学的和谐理论基础上发展出新的比例原理,并重新发明了线性透视技法。借助这些有力的工具,早期文艺复兴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们成功缔造了一个存在于现实、物理和心理之间的海市蜃楼。

阿尔伯蒂最富盛名的著作是“艺术三部曲”:《论绘画》、《论雕塑》和《论建筑》(On the Art of Building, 1443-1452)。由此,建筑与绘画和雕塑一样成为“博雅”艺术,建筑师也逐渐摆脱中世纪的工匠身份,不再是熟人轻视的手工劳动者,而跃升为可与学者和艺术家比肩的社会名流。阿尔伯蒂为整个西方建筑文化带来的影响不容小觑,他在建筑由手工向智识领域华丽转身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催生出建筑学的自主性和建筑师身份意识的觉醒,这实际上是为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隆重登场打下了400多年的坚实基础。而今日世界的每一位建筑师仍受益其中。

有意思的是,大师辈出的文艺复兴,在建筑职业史上却是“三无”时代:没有正规建筑学校、没有建筑师行会、没有常规建筑师事务所。较之现代的建筑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先辈受到的建筑教育更多元、更复杂。当时的建筑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对古典世界的重新发现和对古代遗迹的全面考察,为建筑师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灵感,激励他们尝试各种新颖的形式。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深刻影响了欧洲几个世纪以来的建筑文化。16世纪,对古典形式的阐释与运用越来越精确,但文艺复兴建筑从来不是刻板的学院训练产物,相反,它体现了一个有机生长过程,每一种旧传统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与新概念结合起来,演绎出丰富多彩的建筑面貌。

 

▲佛罗伦萨大穹顶的施工场景

 

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师有不同的出身和背景。“文艺复兴建筑之父”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 1377-1446)以金匠和雕塑家的身份开始职业生涯;伯拉蒙特(Donato Bramante, 1444-1514)与其高徒拉斐尔(Raffaello Sanzio da Urbino, 1483-1520)都是以画家身份进入建筑界;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 Buonarroti, 1475-1564)和桑索维诺(Jacopo Sansovino, 1486-1570)在从事建筑之前也都是雕塑家;而小安东尼奥(Antonio da Sangallo the Younger, 1484-1546)以及大名鼎鼎的帕拉第奥则出身于传统的营造行会。他们对建筑有不同的理解,设计手法各异其趣。文艺复兴建筑师们自我教育的唯一共同之处,是对维特鲁威著作的研究和对古代建筑孜孜不倦的学习。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巴洛克时代的艺术家身上。无论他们生于何方,都在罗马废墟中挥洒过汗水,留下了足迹。


歌德在《意大利游记》里说:“只有身在罗马,我们才能为罗马做好准备。”每一次去意大利,我都会想起这句话。每一次旅行的结束,都是下一次旅行的开始,在这个过程中,“罗马”的边界渐渐模糊,蔓延到整个亚平宁半岛,甚至更远的地方。罗马,不光是那个雄霸地中海的古代帝国和它所指代的文明,对我来说,它意味着一种绵延不断的追问,有时甚至带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悲壮。建筑只是这场没有终点的旅行中的一站,更多的疑问等待我们提出。

“我来过、我见过、我征服过。”恺撒并没有说错。我们要征服的,首先是自己的无知与自负。今天的建筑师尤其需要这样的心理准备。旅行要经过沉淀,才能变成养分。我们的旅行无论在规模和内容上都无法与18世纪的壮游相比,但是我们来过,见过,还会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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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ckerman, James. Palladio.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1.
3. Blunt, Anthony. Roman Baroque. London: Pallas Athene Arts, 2001
4. Howard, Deborah. The Architectural History of Veni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5. Lotz, Wolfgang. Architecture in Italy: 1500-160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6. MacDonald, William L. & Pinto, John A. Hadrian’s Villa and Its Leg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7. Murray, Peter.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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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刘晨. 从米开朗琪罗到帕拉第奥. 时代建筑,2014(1):13-19.

 

 

刘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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