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布的印度往事

林楚杰 | 2018.09.3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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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昌迪加尔这座东方城市在1950年代的规划与建造，与晚年的勒·柯布西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次，我们走近印度，走近柯布的印度往事。

1947年，当时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取得独立。自由的代价是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分裂，原本的旁遮普邦一分为二，东部属于印度，西部属于巴基斯坦，成为当时世界上时局动荡的地区。这导致印度的旁遮普邦没有了首府，因为原地区首府拉合尔（Lahole）被划分到了巴基斯坦那边。因此，为旁遮普邦建造新的首府，成为印度政府当时急需解决的任务。

在印度独立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独立后成为印度第一任首相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是当时无法绕开的政治人物。尼赫鲁希望可以与印度人民一起，将这个古老的国度建设成为现代世界。印度独立后，超过一百座新城需要被建设。在建设旁遮普邦新的首府城市这一问题上，尼赫鲁希望新的首府可以体现印度的独立自主，摆脱英国殖民时期的“旧城和传统的羁绊，获得完全的自由”。他说：“让它成为我们无穷创造力的第一次全面展示，让它在我们刚刚获得的自由中奔流。”

尼赫鲁在高空的飞机上俯瞰大地，希望以此勘察，决定新首府的选址。最终他选择了距离新德里大约270公里的平原地块。位于喜马拉雅山下的这片土地，有着两条季节性的河流，散落着些许小村庄，周边种植有谷物和芒果树。从这片人烟稀少的土地向北朝喜马拉雅山方向走去，在山脚有着印度力量之神昌迪（Chandi）的神庙。接着，尼赫鲁对外宣布新的首府选址于该地，命名为“昌迪加尔”（Chandigarh）。在印度语中，“加尔”意为“城堡”。关于新城的规划设计，尼赫鲁对外作出具体的说明：“新的首府城市不应该是新古典主义的，而是现代的建筑和新的城市规划，成为现代化和进步的代表。”

在当时，勒·柯布西耶并非昌迪加尔规划的首选人物。规划过程经历了曲折迂回的变动。尼赫鲁的第一人选是阿尔伯尔·迈耶（Albert Mayer），来自美国的一位工程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迈耶曾经与美国的军队一同来到印度，认识了当时在印度军队里的尼赫鲁。战争结束后，尼赫鲁曾经请迈耶做过几个村庄的设计。昌迪加尔的规划任务，尼赫鲁将它交付给迈耶，称得上是水到渠成。

迈耶的另一位合作伙伴是马修·诺维茨基（Matthew Nowicki），两人接收了尼赫鲁的昌迪加尔任务后，又有两位建筑师参与了进来——来自伦敦的建筑师马克斯韦尔·弗赖依（Maxwell Fly）和简·德鲁（Jane Drew）。他们四人，在1949年完成了最初的规划设计方案；这个新城的方案，看上去更像是在当时的美国越来越普及的花园城市。

正当大家以为一切将按照正常的节奏顺利进行时，意外在1950年的八月发生了。诺维茨基在从印度返回美国的途中，因飞机坠毁而身亡。失去了搭档（主要副手）的迈耶觉得自己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决定退出设计团队。这意味着，尼赫鲁需要找到新的建筑师，来接手昌迪加尔的规划设计。一番讨论之后，印度政府决定派出两位代表，前往欧洲去寻找接手的合适人选。期间，他们遇到了欧仁·克劳狄乌斯·珀蒂，也就是后来的费尔米尼市长，向印度的代表们推荐了勒·柯布西耶。

柯布接到昌迪加尔规划顾问这一委托时，拒绝了印度政府提出的希望让他长期留在印度的要求。但是，他在写给尼赫鲁的信中表达了他对此项目的浓厚兴趣：“……印度正在觉醒，她进入了一个任何事情都会成为可能的时期。但印度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国家，它经历了最发达的古代文明时期，它有自己的智慧、伦理道德和思想意识……印度是全世界建筑艺术成果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柯布坚持认为，只需要堂弟皮埃尔·让纳雷（Pierre Jeanneret）与马克斯韦尔·弗赖依、简·德鲁在现场，整个规划建造就能顺利进行。在最终答应前，柯布提出了一系列的条件，保证有最终的设计自主权。经过一番协商，最终印度政府与柯布在巴黎签订了合约。1951年2月，柯布与堂弟让纳雷，终于乘坐飞机踏上了前往印度的旅途，与弗赖依跟德鲁碰面。

在前往喜马拉雅山附近西姆拉的路上，柯布一行四人，用了四天的时间，绘制了第一轮方案的草图。柯布坚持保留先前迈耶设计的主要想法，修改了平面的一些部分，简化了原本的城市平面。比如，原本弯曲的街道被拉直；基于1200米乘以800米的矩形的模度概念，将基地的不同地块划分成网格，这套网格系统包括了47个街区；此外，对于不同性质的地块，柯布进行了严格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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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1年直到1965年逝世期间，柯布每年都会在印度停留两个月，期间同时进行巴黎的项目。堂弟让纳雷，则是在昌迪加尔驻扎了15年之久。另外的两位英国建筑师弗赖依和德鲁，在三年聘用期满的1954年，离开了印度返回英国。在印度的这段时间里，皮埃尔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监督现场的施工过程，根据当地的技术水平和生活方式调整方案，解决了大量技术与管理上的问题，公共建筑的家具设计中，许多出自于皮埃尔之手。昌迪加尔项目的最终完工，其中有很大的功劳归于皮埃尔。另一方面，印度当地的文化与村民，给皮埃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记。1967年皮埃尔逝世后，人们依照他的遗愿，将他的骨灰撒在了昌迪加尔的苏克纳湖（Suhkna Lake）。

皮埃尔逝世后的第二年（1968年），阿尔弗雷德·罗克在《Werk》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如此评价了他：”人们往往习惯于将皮埃尔·让纳雷隐没于背景之中，而没有认识到这位不可替代的人物、这位杰出的建筑师对柯布本人以及现代建筑作出的贡献。”

工程的第一期可以容纳15万居民，而最终，这个新首府将容纳50万的居民。为了建设昌迪加尔，印度政府派来现场的工人数量高达5000人。工人们住在窝棚里，没有固定的居所，在这喜马拉雅山脚的广袤平原上，历经过数不清的工地生活日夜；这座平地而起的城市，以惊人的速度成长着，逐渐出现在人们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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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迪加尔的设计，对于柯布是一场巨大的建筑冒险。他幻想将第一世界的先进技术和第三世界的古老农业文明结合起来。在这一过程中，炎热的气候，热带的雨季，紧张的经费、当地工人对于现代技术的生疏以及东西方观念的差异，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首次印度之旅即将结束的时候，柯布在小册子上记录了设计的元素——太阳和雨水是决定建筑的两个基本要素，一栋建筑将成为一把遮阳避雨的伞。柯布根据收集到的相关资料，创建了“气候表格”，得以在图板上清晰地呈现复杂的现实条件，在一年中不断变化的气候。

作为首府的昌迪加尔，首要任务是建立一座“政府广场”，集中议会大厦、大法院、秘书处、总督府及一些纪念性的建筑。柯布西耶始终主导着位于城市网格系统东北角的这一批国会建筑群的设计。在建筑群体的布置上，议会大厦与高等法院之间有着非常大的距离，中间隔着广场和草坪，在当地酷热的气候之下，设计的这种距离饱受批评。建筑历史学家吉甸（Giiedion）曾写信对此质疑，柯布的回应是：“我这么做是想把它作为喜马拉雅山背景的对照物，这是我二十世纪的空间概念。”

1956年完成的高等法院，建筑屋顶采用了长达一百多米的钢筋混凝土顶棚，由十一个连续的拱壳组成，形成向上翻卷的形式，在不阻碍空气贯通的条件下，达到了“伞”的遮阳作用。在议会大厦的设计上，双曲薄壳的采光顶棚，既可以遮挡夏日的骄阳，又可以在冬日引入阳光。门廊断面呈现出牛角的曲线状，这与柯布在当地看到的牛这一动物不无关系。

建成于1954年，称得上是昌迪加尔最著名地标的开放纪念碑（又称“张开的手”），则是诞生于1948年的概念。昌迪加尔建造之时，一个负责人询问柯布：“您是否考虑过首府的纪念碑？”柯布回答：“是的，当然，就在那儿，在城市的最高处，面向喜马拉雅山，将伸出一只‘张开的手’。”柯布为此绘制了超过一百张草图，最终得到这一令人满意的形式，并将它视为新印度的象征。这只以木架构成，覆以经锻打的纯铁，高达16米的手，在昌迪加尔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在昌迪加尔工程的后期，柯布的情绪越来越暴躁，对印度的团队愈发不满。对于现场的一些小问题，柯布一次次地发送加急电报给首相尼赫鲁；最后尼赫鲁忍无可忍，拒绝再与柯布对话。在昌迪加尔城内，由于气候干旱，场地内大水池干涸，成为法官们的“停车场”。城市中到处是乞丐和贫民窟，昌迪加尔的发展，与原本的计划相去甚远。

柯布在昌迪加尔的规划与设计，有着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在社会理念上，一方面他对印度高度的“精明性”的古老文明特质称颂不已，对它是否该走向现代化表示怀疑。另一方面，他又陶醉于一种英雄主义的激进规划设计手段，试图由上而下地改造印度空间，以此推动某种“进步”。巨大的昌迪加尔基地成为一个试验性的项目，保有着印度的生活方式以及对当地气候的适应，又引领着这个国家前往未来——这是柯布在其有着宏大城市规划理念的一生中，唯一结成硕果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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